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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前面的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它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
从1980年代开始，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有两个根本的动力，一个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全球1/5的人口加入了全球化的过程，形成了全球化的一个极大动力。还有另外一个动力，另外一个发展的源泉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兴起，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模式就是放松市场的管制，推动私有化，国家退出社会的供给，为资本增长松绑。再加上WTO、IMF、世界银行等等国际机构，也大力地去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然后推动以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为蓝本的这样一个全球的政治改革。超级全球化就在这两个动力的推动下出现了，那么超级全球化之前的全球化是以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为主，怎么说？其实企业那个阶段相对局限在一个地方，在全球流动的是final product，是最终产品，是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可是当我们运作到超级全球化阶段，资本流通的全球化取代了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它不再局限在一个生产基地，它拆解供应链，在全球布局它的每一个生产环节，然后通过供应链体系串联起整条供应链，所以跨国公司开始真正形成。它在全球追逐低成本的生产基地，追逐高额的回报，追逐的市场形成了全球化的驱动力和全球价值链的控制者。超级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全球的跨境投资迅猛地增长，在全球流动的不再仅仅是商品资本生产、设备、产品设计，甚至就业岗位等等都开始在全球流动。那么我们刚才讲美国，我们刚才讲这一波超级全球化，有WTO、IMF等国际机构的推波助澜，美国是这些机构背后的主导者，而且它是全球跨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它是全球化的直接推手，很多人认为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利最多。但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实就是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本土就业减少，还有也出现了劣质化的趋势，美国也出现了中产塌陷，阶层固化，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下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糟，那么那种通过勤恳劳动步入中产的美国梦，在美国已经幻灭了。这么一个过程也伴随了它的产业高端化和产业转移，就是通过全球化它的产业一路把高增值的留在美国，把中低增值的移出去，产业出现了一个高端化的过程。但是这些高端产业的就业是留给了精英，留给了华尔街的资本家。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的过程。 延伸阅读
洪雯：香港经济深层次矛盾及未来发展方向丨金融前沿讲堂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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